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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魯:中國為什么走上改革之路?
發布時間:2019-07-04 02:17  來源:網絡整理  編輯:巴林左旗新聞網小編  

  7月2日上午10:30,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常務理事王小魯做客頭條財經聯合中國網財經共同舉辦的“金融讀書匯”欄目,作為改革的親身經歷者和研究者,分享與回顧40年的改革之路。

  他在訪談中表示,中國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有兩方面原因,其一是長期以來存在對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的“歧視”;其二是中國的銀行業集中度過高,國有大銀行比重過高,民間的草根型小金融機構受到種種政策限制,沒有發展起來。

  如何解決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他認為,第一要真正落實公平競爭原則,徹底根除所有制歧視;第二需要推進金融領域改革,促進民間小型金融機構健康發展;第三,高度關注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金融的發展。

  王小魯在訪談中還指出,未來農村經濟要繼續發展,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土地問題,農村閑置的土地資源需要通過有償轉讓實現有效配置;其次,需要發展農民合作組織,在產前產后的營銷、采購、引進新技術、品牌建設、融資等環節實現自愿聯合,壯大力量。

王小魯:中國為什么走上改革之路?

  以下為訪談實錄:

  中國網財經:歡迎王小魯所長做客今日頭條財經頻道金融讀書匯欄目,作為改革的親歷者和長期研究者,您認為中國為什么走上改革之路?計劃經濟體制有哪些成就和代價?

  王小魯:我在《改革之路——我們的四十年》一書中對這個問題有一些敘述。建國后和實行計劃經濟時期,我們在經濟上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經濟獨立了,推進了工業化,建立了比較全面的工業基礎,還搞出了兩彈一星。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效率低下,缺乏活力。工業也長期處在仿制階段,缺乏技術進步和創新,像仿制蘇聯的解放牌汽車就生產了30年沒有改型。結果在科技上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在全面實行計劃經濟的1958到1977這20年,按統計中國GDP年均增長5.1%,但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只增長1.7%。改革前城鎮居民靠票證供應保證了最低限度的食物、衣物,但農村三分之一的人口年收入不到100元,連飯都吃不飽。用現在的國家貧困標準衡量,1978年農村97.5%的人口都是貧困人口。改革前的1977年,中國的人均GDP還不到200美元。

  中國能走上改革之路,就是因為從黨政領導到普通百姓,很多人看到了必須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就是為了擺脫貧困,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經濟改革的核心就是向市場經濟轉軌。事實上,中國的市場化轉軌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經濟保持了近40年高速增長,人均GDP從200美元上升到9700美元,七億多貧困人口脫貧,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網財經:王所長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從事經濟改革研究,親身經歷了“使農民吃飽飯的農業改革”,這其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人或事嗎?

  王小魯:我對農村的了解始于在山西農村插隊當農民七年的經歷,改革初期又跑過很多地方做農村經濟的調查研究。人民公社時期,生產集體化,分配平均化,糧食由政府低價強制收購,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吃不飽飯是常事。那時候有的農民口糧不夠吃,到集體地里掰幾穗玉米偷拿回家,被查到了還要受懲罰。1978年,中央決定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同時安徽、四川等地一些農民自發搞了“包產到戶”改革,把田分給農戶耕種。

  記得1981年初我去四川農村調查,已有不少地方搞了包產到戶,但當時中央還沒有明確表態,各級官員中還有人強烈反對。去農民家訪問時,有的人開始還不敢承認搞了包產到戶,后來聊得投緣了,才以實相告,還高興地領我們看他家里裝滿存糧的糧食囤,用紅糖水煮雞蛋招待我們。臨走時叮囑說:“回去給中央帶個話,現在這政策千萬別再變了!” 我們看到村里農民不僅普遍吃飽飯了,還有不少農戶搬出了透風漏雨的茅草房,住進了新蓋的磚瓦房。

  1982年,中央文件肯定了包產到戶的合法性,1983年在全國普及。到1984年,全國糧食產量比1977年增產一億多噸,從改革前的2.8億噸上升到4億噸以上,終于解決了讓農民吃飽飯的問題。其實包產到戶沒有什么神秘之處,它只是恢復了農民的自主權,讓農民有了生產經營的積極性。

  中國網財經:1980年,國務院推行了稱為“財政分灶吃飯”的初步財政體制改革,當時的地方政府在市場中充當了什么樣的角色?就現階段而言,您認為地方政府如何更好的引領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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